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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时期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

发布时间:2019-07-31 01:1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提到,到了明治时代,日本开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利用汉语的造词规律创造了大量的汉字词。

  一是援引《英汉辞典》中的中文译文。此方面所造之汉字词,如:血管、神经、事件、投票、电话、文艺、新闻、铁道、银行、货物、会长、改良、金额、健康、建筑、广告、昨年、社说、新刊、热演、防火、猛击、论点等。

  二是就是取自于中国古典文献,如:革命、哲学、概念、归纳、文学、文化、文明、分析、演说、讽刺、艺术、议决、具体、博士、保健、方面、法律、方式、保障、表情、意味、自由、住所、会计、阶级、改造、环境、计划、经济、经理、机械、机关、规划、讲义、故意等。

  利用这两个途径造词,大大地丰富了日语汉字词的种类和数量,使得日语汉字词呈爆炸式增长,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但日本人在造词过程中,并不是机械地照搬汉字词,有一些就是利用原汉字词的字形,赋予其新义,所以,这些汉字词不再是古汉语中原来的意义,回传到中国

  后,存在一个使中国读者重新理解的过程,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

  比如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出自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汉字词,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革命,《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原义为变革天命,用来意译revolution,意为从根本上变革社会政治制度。

  经济,《晋书·殷浩传》:“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原意为经世济民、治理国家,而日语意译英语economics,意为社会生产活动。(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6月。第262页)

  (一)李月松(1998:124)谈到,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来模仿欧美文化构筑近代化的蓝图,并热衷于吸收欧美文化。因此,在所有的领域里,只用原来的日语词汇已不能充分地进行交流,创造新词汇便是当务之急。当时的《和英语林集成》的词汇,从初版(庆应2年刊)到再版(明治5年),再到三版(明治十九年刊),共增补15000多个词汇。三版所增补的,现在仍在使用的汉字词汇有一些比较典型:暗号、案件、暗记、暗算、压制、压力、媒介、陪席审判、陪审官、赔偿、倍数、番号、万国公法、弁膜、弁论、弁士、傍听、暴动、

  贸易、望远镜、妨害、簿记、牧师、傍观、亡命、物价、分娩、文明、分配、分泌、分业、分割、分裂、分类、分子、分词、分数、物品、物质、特产、舞踏、物理、物论、物体、着眼、着实、着手、治安、治外法权、地平、地方、知觉、地形、逐次、沈默、陈腐、陈列、地势、地租、地层、地税、地图、账簿、肠炎、超越、重复、直角、直径、雕刻、直肠、直线、直译、长官、调查、著者、调子、著书、中毒、中立、中流、中心、中等。

  这些新词,对于中日两国学习者来说,都是新鲜的,与以往的汉字词理解有所不同,所以,产生了许多同形异义汉字词或异形同义汉字词。所以,需要一些专业学者加以规范。日本明治学者井上哲次郎对哲学术语的规范工作就是比较典型的,如编写《哲学字汇》,把当时一些翻译过来的新词加以归纳、比较、整理,选取其中翻译最为恰当的词编辑成册。

  门术语集》(1),有精堂出版,1985年]由日本海军军医奥山虎章于明治6年(1872年)完成,于明治11年(1877年)增订出版。收有英语医学用语4522个词,日语译语4622个词(单词总量4773个词),是日本明治初期对译西方医学用语之集大成者。该书继承了《病名汇解》(1668年)等传统医籍既有之词,也吸收了日本兰学及晚清传教士医学译词,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医学用语。因此,《医语类聚》可以说是研究中日欧医学文化交流及语言接触的标本库。

  1.半球。本来作为数学和地理学术语,中国明代文献《奇器图说》已有。《汉语大词典》未收,《日本国语大辞典》收释却没有用例。

  2.包皮。1822年马礼逊《华英字典》收此词条。《汉语大词典》虽然解释“指阴茎前部覆盖龟头外皮”之义,但没有用例。

  3.便秘。《汉语大词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4.齿槽。《汉语大词典》、《辞源》未收词条。5.催眠。《汉语大词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日本国语大辞典》举《医语类聚》例。

  6.蛋白。《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辞源》用例晚于《医语类聚》例。

  7.腹膜。《汉语大词典》未收。《辞源》用例晚于《医语类聚》例。《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

  8.感染。《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见于明代《普济方》。《汉语大词典》用例晚。

  9.合剂。《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辞典》未收词条。《辞源》用例晚于《医语类聚》例。

  12.脑膜。《辞源》未收。《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汉语大词典》用例晚于《医语类聚》例。

  14.。《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1822年马礼逊《华英字典》收此词条。

  16.唾液。《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汉语大词典》用例晚于《医语类聚》例。

  18.胃痛。《汉语大词典》、《辞源》未收。《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

  血管。《大汉和辞典》只有释义,没有用例。《汉语大词典》用例晚于《医语类聚》例。

  (三)邵艳红《明治初期日语汉字词研究——以〈明六杂志〉(1874-1875)为中心》(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也提到了“新汉语”问题。《明六杂志》是当时由日本著名思想家森有礼、福泽谕吉创办的一种新学杂志,反映了日本最新的各个领域动态,与日本“全面西化”大势紧扣。邵艳红提取到的“新汉语”有许多是同形异义汉字词。

  其中主要有:1.日本古语的再生和转用。演说、外交、外务、经验、现象等。2.将日本旧有词语加以缩略。比如法货(法定货币)、教权(宗教权)、本权(基本人权)等。3.借用中国语。哲学、元素、记号、知识工业、社会、发明等。

  (四)沈国威《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和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白帝社,1994年)有过讨论,指出:管辖、演剧、对立、议院、国债、欧洲、电气、国会、统计、电线、电报、巡查、巨商、领事,都见于《英华辞典》的译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来源外“新造词”也是“新汉语”的一种产生形式。不开、不策、不饰、无难、无费、看者、观者、未强、未成、无筋、

  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专门论及“日语汉字文化的倒灌”问题(第257~268页)。

  1871年以后,清朝官方派出的使节对日本进行了考察,他们归国后大都写有游记或诗词,多方面介绍了日本的社会风情及制度、器物,当然也就介绍了所用的词语。

  他们之中较为有名的如:罗森(《日本日记》,1854年)、何如璋(《使东述略并杂咏》,1877年)、张斯桂(《使东诗录》,1877年)、王韬(《扶桑游记》,1879年)、黄遵宪(《日本杂事诗》,1879年)、李筱圃(《日本记游》,1880年)、付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7-1889年)、叶庆颐(《策鳌杂摭》,1889年)、黄庆澄(《东游日记》,1894年)等。他们的作品先后被刊行,所介绍的日本词语,有的已经被汉语词汇系统所广泛吸纳,有的则未被汉语词汇系统广泛吸纳。未被汉语词汇系统广泛吸纳的有:大审院(最高法院)、裁判所(法院)、邮便(邮政、邮递)、意匠(构思)、裱具师(装裱师傅)、左官(泥瓦匠)、大工(工匠)、两替屋(换零钱处)、八百屋(蔬菜店)、大

  问屋(批发店)、雪隐(厕所)、海老(虾)、料理店(小饭店)、交番(交通警察岗亭)、教谕(中学教师)、支配人(经理)、镜饼(过年祭祀用的糯米饼)等。

  (二)和制词能产性很高,继续发挥着作用。日本明治以后,出现了一股废除汉字的风潮,福泽谕吉就有如此主张。但因为有许多人反对,还是“限制汉字论”占了上风,于是,采取了推行假名标记汉字词和中日同形汉字词并存的策略。因此,和制词大幅增加,汉字词逐渐减少,进而走向极端。(洪仁善《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商务印书馆,2011年)

  (四)意译外来词创造了同形异义汉字词的辉煌。如利用古汉语词翻译西方的名词概念,以至于古汉语原有的词义被取代。如经济、革命、科学就是典型的代表。

  (五)中国留学生扮演着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引入的主流,大量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进入中国常用词系统。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教育家、作家的文章与作品中可以看到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的踪迹。常晓宏

  《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借词——以著作考察为中心》(《日本学研究》,1996年第3期)从鲁迅的作品里抽取到3328个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第39页),仅此便可见留日学生在引进与传播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方面的巨大作用。

  日本明治时期对日语进行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有《和英语林集成》(1867-1886,三版)和《アイヌ·英·和辞典》(1889),其中涉及大量的中日同形异义学科术语汉字词。

  史有为(2004)专门论述了“因译事而来的欧西科学文化”问题。下面,我们结合其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说明。

  中国明清之际科学文化翻译主要是耶稣会士参与的,比较著名的有明代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艾如略、罗雅格和葡萄牙人傅泛际,清代比利时人南怀仁、德国人汤若望、法国人蒋友仁等70人左右,除宗教之外,有关科学技术的译著120种左右。同时,一批著名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李经天等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了许多著作,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如天文学、数学、生物学、逻辑学、水力学等。从语言上讲,这些译著大都采用意译,尽量将西方的新概念用汉字来表达,极少音译。

  清末一些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之道,十分重视西方科技文献的翻译工作,西方先进的科技、学说、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这其中,有许多不是直接从西方的科技文献翻译过来的,而是从日本翻译的文献中转译过来的。大量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进入中国学科术语体系,对中国学科术语体系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语法术语,已经有学者使用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概念。比如哲学用语,朱京伟《蔡元培的日本语翻译和初期的哲学用语移入》(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合编,《汉日语言对比论丛》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介绍了蔡元培翻译的《哲学要领》第一卷(德科培尔著,日本下田次郎述,商务印书馆哲学丛书类,1903年)的写作始末,并着重研究了日制哲学用语的数量,对比了下田次郎译文用词与蔡元培翻译用词的异同,论述了日译哲学术语的翻译方式及向汉语的移入。其中,日译文与汉译文通用的汉字词是130个(第109页)。二字词如:意识、演绎、规则、系统、真理、物质、本质、矛盾、学派、客观、机能、间接、属性、美学、感觉、抽象、定义、教权、科学、

  组织、表象、论证、认识、主义、命题等;三字词如:宿命论、心理学、多元化、唯物论、唯神论、归纳法、演绎法、思想家、人类学、原子论、类推法等;四字词如:形而上学、三段论法、宗教哲学、神秘主义、自然科学、折衷主义、怀疑主义等。这些日制的哲学术语就这样被中国学者直接拿来使用,对于中国的哲学学科的形成、建设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朱京伟《〈时务报〉(1896-1898)中的日语借词——三子词与四字词部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学研究》第22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对日语汉字中的三字、四字词进行了探讨。他从《时务报》抽出三字词464个、四字词192个,经研究发现,在464个三字词中,从词源来看,日语用例早于中国语用例,255个。可以判断,这些词来自于日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语借词。比如保守党、保守派、编年史、博览会、博物馆、裁判所、参谋长、参政权、常备兵、陈列所、慈善家、代理人、动物学、根据地、共和党、共和国、检疫官、建筑学、教育学、经济学、领事馆、留学生、美术品、排水量、普通法、社会党、生理学、生物学、事务员、实验室、所有权、特派员、同盟国、统计局、图书馆、外交官、委员会、造币局、哲学

  家、政治家、制糖业、中立国、准备期、资本家、资本会、自由党、自主权、最惠国。

  而四字词,可以认定的日语借词有104个,比如外交政策、立宪政体、初等教育、地方自治、交通运输、自由贸易、工业股份、保险公司、避雷铁针、高等法院、国力银行、临时总会、名誉会员、人工肥料、义勇舰队、专门学校、地方分权、工业学校等。

  这些日语借词是如何进入到清末使用层面的,以及对后来汉语词语的使用造成了哪些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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